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入中国

——徐光寿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从世纪交替之际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五四及至建党前后的狂飙巨浪的呢？

先到日本，再到中国

20世纪初，马克思学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日本影响留学生，间接传入中国。

日本是近代中国先进青年最早关注的国家，也是他们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日益扩大。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等著作均名噪一时；堺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在上海被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最初主动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国人，是一批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2年10月16日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心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

这是中国人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最早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文字，但因为发表在日本，所以没有在国内产生直接影响。

“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学说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胡汉民、宋教仁、廖仲恺、戴季陶、马君武等留日之际，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他们在日本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也曾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学说，并运用于解释中国社会问题。

朱执信是传播马克思学说文章最多、内容最全、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等主要内容。

胡汉民侧重选择和传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以及唯物史观的内涵，指出“唯物史观实是贫民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并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而且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其基本内容“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所以，胡汉民被认为是“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

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学说，在内容的系统性上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维新派，但是，他们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的是选择性传播，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以及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的中国式的解读，不是为了运用，而是批判甚至否定，从而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三李带回马克思”

受十月革命影响，大批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纷纷奔赴国外尤其是日本追求新思想，寻找救国出路，以至在十月革命后，留日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出现了一个新高潮。马克思主义继续由日本传入中国，并且一度保持着主要传播途径的地位。传播者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为主要代表，简称“三李”。所谓“三李带回马克思”，是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

李达1918年6月至1920年夏留学日本，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总览》，并寄回国内出版。这三本著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李达成为中国又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汉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李汉俊是当时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三李”之中，李大钊地位最为突出。因为李大钊不仅从日本而且从苏俄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最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客观介绍了苏俄新政权，而且在中国最早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在中国最早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有这些，不仅表明李大钊已经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全面系统的传播阶段，超越了此前任何政治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水平。

其实，“三李”不仅传入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随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

【《解放日报》5月3日】